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无产阶级的来源只能是工人阶级。

他们抓住了中国宪法序言隐含的历史哲学，即对历史合目的性的判断。[66]同时，形式法治蕴含着惯习主义所主张的法安定性品格，法解释学和教义学都以文本为出发点，在条文的意义射程范围内运用文义、体系、目的、历史的解释方法，通过一种保守的力量实际上控制了宪法规范建构的盲目飞行，严格区分了法的解释与续造，这就是对安定性最好的维护。

宪法变迁带来的实效与可接受性张力更加明显，尽管它本身并不改变宪法文本的字面含义。[107]Stefan Korioth: 《联邦宪法法院与立法》，吴信华译，载《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上），苏永钦等译，（台湾地区）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55页。[89] 第二，在具体宪法判断上，道德判断也不是其是否生效的标准。第一，宪法的建构性决定了其适用具有自我指涉特征，要为适用提供标准（前提）就必然违反禁止体系突破。例如，一个国家谋杀的数量改变不了‘不应该杀人的规范效力。

[143]Hegle, The German Constitution, Political Writings，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中文影印本），第149页。[德]德莱尔：《卢曼理论中的法概念》，王琦译，载吴彦主编：《20世纪法哲学发微：德意志法哲学文选（三）》，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版，第347页。他主张的宪法解释学基本要义是：在宪法规范与现实关系中引入宪法解释功能，合理确定解释的空间与界限。

在新兴人权方面，先生也较早研究了「环境权」问题，他从日本宪法上的幸福追求权和生存权推导出环境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后来我负责宪法学研究会的一些工作，他满腔热情地支持我的工作，每次出版新的书时，他都寄给我一本。先生之师承即为日本著名宪法学家佐佐木惣一教授门下大石义雄教授。从德国基本法与日本国宪法比较的视角出发，先生对魏玛宪法上的议会主义、宪法裁判以及魏玛宪法的崩溃进行了研究。

但听了几次宪法课以后，张老师所描绘的宪法世界深深吸引了我，特别是他用房子结构来说明宪法是「国家地基」的道理时，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宪法学的魅力，在朦朦胧胧的法学概念中，宪法概念占据了一定的分量。在教学与研究中，时常想起张老师，感谢他的宪法学启蒙，感谢他的宪法课让我决定一生从事宪法学教学与研究工作。

从1962年到1964年，在当时全国唯一的法学刊物《政法研究》连续发表三篇文章。时值抗战胜利，许崇德从报纸上看到梅汝璈大法官代表中国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最终匡扶正义，将日本战犯绳之以法，认识到法律的威力，遂报考复旦大学法律系，学习法律。将宪法问题置于历史的环境与高度，从历史中寻求学术脉络是许老师留给我们的宝贵学术遗产。先生此举，之于西方立宪主义亚洲化，意义深远，自不待言。

早在助手时代便发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的法性质》一文。他与同事合编宪法讲义，获得学界的普遍好评。他有著名的三论，即《宪法论》《法论》《比较宪法论》，在他的宪法学体系中法、法理、政治与宪法是融为一体的，法中有宪法，把宪法的解释引入到政治过程，使宪法理论体系更符合现实。权宁星教授的宪法解释学 1991年2月结束日本的访学后，应首尔大学法学院邀请，我前往韩国访学三个月。

跟随先生学习宪法学的过程中，我感受到先生完美地平衡宪法学知识的价值共识与宪法实践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在价值关怀中上关注宪法学本土化理论的建构，将日本宪法学传统与德国古典公法理论相结合。1990年2月初到了京都大学，办完入住等手续后，第三天到法学部报到。

许崇德教授的宪法学 1984年本科毕业时，出于本科时培育的学术兴趣，我决定报考宪法学专业研究生。这些话对我们是有触动的，课后同学们一起讨论宪法与经济发展等问题，虽然当时知识浅薄，但我们也开始感受宪法的重要性。

阿部照哉教授的宪法世界 2014年1月，我率团赴日访问了京都大学等著名高校。1984年本科的毕业论文是「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功能」，利用吉林大学图书馆的资料，撰写了司法审查制度在美国社会的作用以及我们如何借鉴的问题。开始准备考研的时候，我主要看了北大的教材，准备报考北大宪法专业。1953年，许老师参加了农村的粮食统购和全国普选试点工作，然后到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的资料组工作，见证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诞生。在对宪法上平等条款进行解释的过程中，先生从早期的「平等」条款对立法者非拘束说逐渐转为立法者拘束说。记得宪法课是一年级第二学期开设的，由著名宪法学家张光博教授主讲。

时隔20多年再次见面，心情非常激动，他虽已过伞寿之年，依然精神矍铄，身体康泰。他任韩国公法学会会长期间，专门邀请许崇德教授和我访问韩国，请许老师在韩国公法学会年会上发表论文，介绍「一国两制」的宪法学命题。

丰富而本土化的宪法实践，使许崇德宪法学具有本土的气息、人文的感染力与生活化的哲学思想。从第一次见面后，先生每两周安排时间交流有关学术方面的问题，并专门安排学术助手提供相关的参考书。

我后来在教学中重视宪法事例，每年编写《中国宪法事例研究》也是受了阿部先生宪法思想的影响，确实收益很多。他是智者，面对宪法学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以及青年学者的困惑，他耐心引导，以知识的力量给人们希望。

这种宪法学风格与许老师参与中国宪法实践有着密切关系。曾任日本公法学会理事、比较宪法学会理事长、近畿大学校长等职务。20多年后重访京都大学时感慨万千，当时是30多岁的青年，如今是50多岁的中年人。基于对共和国精神的坚守与人民的爱，许崇德宪法学自然成为「历史宪法学」。

虽然这份问卷调查报告没有正式发表，但调查结果对我内心的冲击是比较大的，我发现轰轰烈烈的宪法宣传与实际民众心目中的宪法形象是有距离的，现实中的宪法并不像宪法文本那样完美。当时可选择的学校是吉大、北大与人大。

当对宪法学一些概念出现「非学术性争论」时，他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可行的途径提出学术观点，对我们起草的报告老人家认真修改，希望在宪法学基本问题上为宪法学者赢得尊严。先生在得知我对于宪法学研究的一些困惑时，便对我说：「现实环境的不理想，与将来的宪法发展并无直接关联」，并以他个人为例，告诉我研究比较宪法对于本国宪法的意义所在。

当时没有教材，我们用的是油印的讲稿，后来出版统编教材《宪法学》后才有了正式的教材。晚年的许老有时也对中国宪法发展中的一些问题所困惑，当内心的信念与政治现实有冲突时，他有时表现出担忧。

我的思绪也回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 1989年11月，我通过京都大学的一位教授，联系了在日本宪法学界享有学术声誉的阿部老师。到京都站下车时，内心几分感慨之外，更多的还是一种亲切感。他是一位令晚辈景仰的杰出的宪法学家，其学术思想成为中国宪法学丰富的学术遗产之一。答应完开始看人大的教材，但不知从何入手。

他心中始终牵挂着民众的生存与尊严，把宪法看作民众生活的一部分，赋予宪法学浓郁的人文主义哲学气息。我于1990年2月去日本京都大学留学，1991年5月份回国，5月份参加人大的博士研究生考试，跟着许老师读了三年的博士，毕业后继续留在宪法教研室工作。

我记得，报到当天，阿部老师约我到他研究室见面。有关许老师的宪法学体系以及对中国宪法学发展的重大贡献，我与胡锦光教授已撰写长文，这里讲一下许老师的宪法世界与对学生的关心。

20多年前，我曾作为访问学者，在京都大学这所具有悠久历史的大学度过了一年多的访学生活。他专门主持了许老师主题发言的环节，详细介绍了许老师的学术贡献，说许老师是「中国基本法理论的奠基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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